韓國釜山新婚夫婦失蹤案：二十一支監視器，沒有一支拍到他們出門

韓國釜山廣域市水營區光安里，海邊，一棟公寓。

這棟樓什麼都看得見。社區裡裝了二十一支監視器，電梯裡也有一支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誰進來，誰出去，幾點幾分，全部記下來。

十五樓住著一對夫妻。丈夫全敏根（전민근），三十四歲，開了一家餐廳，每天做到凌晨才休息；妻子崔成熙（최성희），三十三歲，劇團的演員，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才結婚，半年，家裡有一隻她很寶貝的狗。

二〇一六年五月，這棟什麼都看得見的樓，漏看了一件事。

走進電梯的兩個人，沒有一個出來

五月二十七日深夜，妻子從超市回來，手裡提著袋子，走進電梯。

電梯裡的鏡頭把她記下來了，時間，和她手裡的那個袋子。

五個小時後，凌晨三點多，丈夫從餐廳回家，走進同一部電梯。

鏡頭也把他記下來了。

就這兩段。之後警察把這棟樓的二十一支監視器全部查過一遍，沒有一支拍到他們出門。進去，進去，然後沒有了。

網路上有人這樣說：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棟公寓。警察也這樣想過，所以把那個家從頭到尾翻了一遍，什麼都沒有。

門打開的時候，袋子還在桌上

五月三十一日，丈夫的父親打電話報案，說兒子夫妻聯絡不上。警察跟家人一起上樓，開門。

屋子是整齊的。

超市買回來的東西還在食桌上，就是那天深夜她提進電梯的那一袋。狗在家裡，只有牠一個，牠自己在這個屋子裡待了幾天。車停在停車場，一直停在那裡。沒有血跡，沒有打鬥的痕跡，沒有外人闖進來的痕跡，家裡少掉的東西只有手機和皮夾。

兩個人的東西都在，兩個人不在。

警察一開始沒有動。整齊的屋子，沒有血，車在，門好好的，屋子裡沒有一樣東西看起來像出了事。一個星期過去，兩個人還是沒有消息，警察才把這件事轉成刑案，開始調監視器，開始追手機。

追到手機的時候，事情變得更不對了。

失蹤第三天傳來的訊息

人不見了，訊息沒有停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妻子沒有去劇團，公演就在眼前，她事先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五月二十九日，劇團的同事打她的手機，接電話的是丈夫，他說妻子暫時不能來上班。同一天，丈夫的手機傳給店裡的合夥人：「我有一件非解決不可的事，大概一到兩個月不能來。」

五月三十日，妻子的手機傳給劇團代表：「我現在的狀態大概沒辦法演出。像上次那樣出了事，又住院了。這一陣子應該接不了任何聯絡。對不起。」

兩則訊息，傳給兩個不同的人，底下說的是同一件事：有一陣子聯絡不上，別多想。收到訊息的人一開始都這樣想：他們家有什麼事，出去一陣子，不用大驚小怪。可是劇團的人越想越不對，她不是會臨時放掉公演的人，那幾行字的口氣也不像她。妻子的家人和劇團的人一次一次打她的手機，一次都沒有接通她本人，接起來的每一次都是丈夫。五月三十一日，劇團的人再打，這次打的是丈夫的手機，丈夫接了，說妻子住院了，接不了電話，也不能演出，然後把電話掛掉。

之後警察去問，沒有任何一家醫院有她的紀錄，沒有看診，沒有住院。

六月二日，丈夫的父親收到兒子傳來的兩個字：「沒事。」

同一天，兩支手機各自發出了最後一次訊號，一支是在上午九點左右，釜山機張郡機張邑的一個公車站，另一支是在晚上十點左右，首爾天湖洞，兩個地方相距三百多公里。

之後兩支手機再也沒有發出過任何訊號。沒有通話，沒有出入境紀錄，沒有刷卡，沒有提款，沒有任何一家醫院見過他們，三年過去，沒有一個人親眼見過他們。打字的是誰，接電話的是誰，只有那幾行字自己知道。

婚禮那天，保鑣在防一個人

這對夫妻還沒結婚的時候，就有人不希望這場婚禮辦成。

妻子的朋友後來說，她在婚前接到過電話，打電話的是一個女人，丈夫從高中就認識的舊情人，兩個人分分合合很多年，那時候她人已經在挪威。她是他第一個喜歡的人，很多年以後，她會是警察名單上劃不掉的那個名字。警察後來查到，丈夫要結婚的消息傳到她那裡，電話就開始打過來，簡訊也是，打給他，也打給她，婚期越近，話越重，有些話是衝著性命來的。妻子的朋友記得那些話：「你們結婚我絕對不能容忍。你們要是結婚，我會把一切都掀了，絕不會放過你們。」

朋友記得，妻子為了躲那些電話改了名字，換了電話號碼，電話還是找得到她。

朋友也記得婚禮那天，會場站著保鑣，是丈夫請來的，防的就是那個女人。

用現在的話講，那是一個恐怖情人。警察查到，婚後丈夫和她還有聯絡。

然後是警察查到的那幾件事。這對夫妻失蹤前兩個星期，那個女人從挪威回到韓國，沒有告訴家人，沒有告訴朋友，住汽車旅館和汗蒸幕（韓國人過夜用的三溫暖），不刷卡，只用現金，整整兩個星期在這個國家裡沒有留下一筆紀錄。夫妻失蹤後一個星期，她出境，比原本的機票早了兩個星期。

也許那兩個星期她就在這座城市裡，也許她見過他們，也許沒有。警察發了書面質問，問她回國那段時間做了什麼，回來的答案含糊，前後對不上，警察請她回國說明，她沒有來。警察的網往她那邊收緊的時候，她在挪威請了律師，然後人就不見了。

一百種可能，剩下的那一種

二〇一七年三月，警察向國際刑警申請紅色通緝。八月，她在挪威被捕。

負責這個案子的刑警後來這樣說：「各種可能性我們都查過了。一百種裡面，九十九種全部確認過了，剩下的只有她一個人。」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，挪威法院裁定，把她和這對夫妻的失蹤連在一起的直接證據不夠。

引渡駁回。

她獲釋。

她說她從來沒有和那個男人交往過，她說她對這件事一無所知，她說受威脅的人是她。她還住在挪威。

二〇一九年三月，失蹤兩年十個月後，警察轉為公開偵查，把兩個人的照片印在協尋傳單上發到街上。妻子的照片早就公開了，丈夫的照片直到這一年才印上去，他的父母一直相信兒子會自己回來，不願意讓他的臉出現在傳單上，撐了三年才同意。傳單發出去以後，沒有一個人來說見過他們。

打字的那雙手

那幾天，有人用她的手機打了一句「又住院了」，有人用他的手機打了一句「沒事」。

十年過去，警察、法院、兩邊的家人，沒有一個人能說出打字的那雙手是誰的。

而這對夫妻現在人在哪裡，也沒有人知道。